由一家企业的搬迁而改变大批劳动力走向的，富士康也许算得上第一家。据新华社报道，自8月初富士康河南工厂第一条生产线开工以来，其在当地人力资源市场大规模招聘员工，不仅引发当地人才“跳槽潮”，使本地企业不得不加薪留人，同时也吸引大批“东南飞”的人才北上返巢。

从最初的北上传言开始，到“落户”迷局，因涉及产业转移、经济转型等丰富话题，富士康北上的每一个环节、每个阶段都备受媒体关注。在这宛若连续剧式的新闻报道中，我们所看见的富士康，是一个社会转型大背景下有计划、有节奏地以变应变的企业，北上转移战略，旨在摆脱深圳工厂跳楼事件阴影的同时，谋求更长远的利益。

一场令人震惊的“跳楼门”，揭示转型期中国社会严峻的现实。在沿海大城市逐渐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、缺乏社会保障的外来农民工、越来越高的城市生活成本，富士康所遭遇的，是包括产业工人、企业和政府不得不共同面对的发展新局面，“跳楼门”不是富士康一家企业的困境。

现在，富士康以变应变了，北上以期降低运营成本，重树企业形象，寻求新生道路。而他者尤其是那些富士康企业迁出或是迁入地的政府准备好了吗？面对正急速变化的社会，政府该如何以新迎新？

从媒体报道来看，政府在企业与地方关系层面考虑得比较深入。在深圳，市委书记和市长深入富士康调研，“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、运营总部、研发总部、财务总部放在深圳，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。”在河南，则以前所未有的“郑州速度”，为富士康这一大项目“铺路架桥”，并憧憬着美好未来——“（富士康项目）仅一期工程建成后，就能吸纳18万人就业，还能使全省的出口额翻一番甚至两番。”

思考富士康与地方发展的经济关系，是政府必做的功课，深圳和河南方面的做法与憧憬都有道理。但是，在这场由“跳楼门”而激发的富士康由沿海向中部大转移的变局中，政府除了要考虑与企业的关系外，那些普通劳动者在这场角力中处于怎样的地位，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；谁将是他们的代言人，政府能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服务；怎样以人为本谋求地方发展的长远利益，而不是用压低土地和劳动力价格，来换取经济发展的“比较优势”……所有关乎普通劳动者的幸福与权利的问题，同样是迫切需要政府回应的必答题。

富士康事件发生后，诗人舒婷在上世纪80年代写就的诗歌《流水线》曾一度在网上热传。诗歌这样写道：“……烟尘和单调使他们/失去了线条与色彩/一切我都感觉到了/凭着一种共同的节拍/但是奇怪/我唯独不能感觉到/我自己的存在……”不能不惊叹诗人的智慧，因为，这20多年前的诗句，如今仍然灼热地拷问着人们。